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的小说,电影《可怜的东西》拼接了现实主义、奇幻与科幻的片段,为我们带来了一段关于生命、性别与自我认知的探索旅程。影片讲述了主人公贝拉,在一场不幸的婚姻后选择自杀,但随后在一位科学家的努力下,她以复活的姿态回到现实。现代社会中女性觉醒的意象在贝拉的身上得以表露,尽管她重新获得生命时的心智仍停留在儿童阶段,但她对新世界却表现出浓厚兴趣。
贝拉的复活之旅不仅仅是肉身的重生,亦是自我发现和身份认同的过程。携手一个不羁的律师,她开始尝试打破固有的性别角色框架,寻求身心的自由和解放。电影以贝拉的视角,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成长与抗争的困顿,并试图透过不同事件对女权观念做出思考。
影片背景设定在1881年,用蒸汽朋克风格呈现出不精确的历史还原,尤其是展现贝拉前往葡萄牙时,观众能目睹电车与飞艇交错的奇异风景,影片通过这种手法,带领观众探访一片熟悉而陌生的异想世界。
在电影中,女主在一次偶遇中被一位老妇人开导,认识到女性的自我满足并非只局限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框架。在面对暴力与压迫的维多利亚时期婚姻生活,贝拉的批判和反抗显示了女性主义态度的倾向。尽管如此,片中塑造的几位男性角色,并没有体现出对女性真正的威胁。
影片中,贝拉的第一任情人和她丈夫的形象都被赋予了显著的大男子主义特点,但却在贝拉的性解放之路上体现出软弱。尤其是当贝拉勇敢面对前夫的枪口,他的内心崩溃让人见识到了深层次的父权制对男性自身的束缚。
然而,电影似乎并未深挖女性主义的结构性因素,将女主的自我觉醒大多局限在性行为上。贝拉的成功复仇和终结恐惧、束缚的婚姻生活,似乎暗示女性的不幸可以通过个体觉醒获得解脱。导演刻意降低“父权制游戏”的难度,为贝拉创造了一个较为平滑的成长路径。
对比现实中的女性命运,这种设定难免显得幼稚而又天真。中国的女性故事中,如花木兰的故事,正体现了女性需通过改变性别身份来挑战重男轻女的父权结构。《可怜的东西》虽起初以揭示女性问题为切入点,却未能深刻探讨女性在结构性制度中的困境和挑战。
电影中的大尺度裸露镜头在一定程度上博得眼球,但这也让一些观众对女主身体的消费感到不适。这种立基于视觉刺激的处理手法,表面上是对女性的欢呼,实际上却是对女性困境的回避。
在展现女性身体的同时,《可怜的东西》所传递的核心信息,并没有超越男性对女性的传统期待。因此,不能不说,《可怜的东西》在女性成长与觉醒的题材上,虽有一定的创新与尝试,却依旧未能真正突破深层次的性别偏见,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女权观念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