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证据，结合不在场证明，以及所有的细节要素，杀害此人的凶手就是阁下——你！”侦探摆出标志性的动作，背景音乐随之响起，犯人当众认罪，开始自述犯罪心理，场面一度紧张。办案人员松了一口气，侦探和助手一番分析讨论后，又匆匆奔向下一个案发现场。
这一情形似乎已成为推理小说、影视作品中的共通剧情，简单又熟悉。推理作品提供了独特的满足感：与侦探角色共同经历智力挑战带来的优越感，以及解谜末端的安心——谜题总有答案。虽然我们或许会吐槽推理剧中的一些陈词滥调，却依然乐此不疲，沉迷于其悬疑与智慧的双重游戏之中。
紫金陈的推理小说在近年来广受欢迎，其《坏小孩》《长夜难明》被改编成影视剧，成为中国悬疑圈的热门话题。迷雾剧场的年产，标志着中国市场对此类题材的渴望。紫金陈也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推理文学整体的崛起。同科幻圈类似，个别的成功并不能成为整体进步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场域，推理和科幻依旧是边缘，难成主流。
紫金陈在新作《长夜难明：双星》中，秉承他以往的风格，采用社会派推理的述事方式，以现代生活的细节为背景，探讨人与世的关系。作品中反映了现实事件的影子，如“林生斌事件”和“劳荣枝案”，体现出作者深厚的现实洞察力和社会关怀。紫金陈希望通过不同于过往的女性视角，展开更深层的讨论，而非浅层的女权标签张贴。
然而，《双星》的评价却是平平，对紫金陈陷入套路的指责，或是无法真实描绘女性罪案的批评，反映出作者的窘境与读者期待的冲突。这并不奇怪，即使是东野圭吾也面临类似质疑。但紫金陈的努力以及坚持，使得《双星》仍值得被公众阅读。
推理小说，因其高公众参与度，使它成为文化讨论的热点。但在中国，推理文学的发展与西方相比仍显稚嫩，面临诸多挑战。从社会背景上看，推理小说的接受与土壤的肥沃度有关。在中国，司法职责历来是官道系统的责任，民间侦探的形象显然尚未深入人心。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现代中国文学的社会使命超过了文艺创作本身。推理小说关注的谜团与逻辑，与中国文化的某些不言而喻的奥秘感是有冲突的。
紫金陈在《双星》中的尝试可谓一场冒险，他将现实中的罪案与技术细节融入虚构的叙事中，试图探寻社会派推理的更深层次。不过，这种尝试的反响并不尽如人意。对于紫金陈而言，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传奇”隐藏于日常中，是他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而对于我们，这些作品更是思考和审视的机会——推理绝非简单的娱乐，也是我们认知和反思的工具。在这片需要更多作家挖掘、更多读者睿智评论的领地，推理小说确是一种“大无限”的探索。
